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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背诵！
陈从周（1918——2000），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大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人。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对国画和诗文亦有研究。尤其对造园具独到见解。
《语义学习》杂志的编辑要我谈谈治学之道，惭愧得很。“起舞不辞无气力，爱君吹玉笛。”编辑先生的盛情我何能恳辞呢？说经过也罢，算陈述也罢，“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不过在我将近七十年的逝去年华中，来谈谈我的读书与自学罢了。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
陈从周与恩师张大千 摄于1948年
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
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
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
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有勤奋不有止，言志未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电脑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资料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梁思成先生与陈从周
梅兰芳、马连良等表演艺术家所以能不用扩音器，取得极佳的表演效果，这正是由于艺术大师们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那些手握麦克风的歌星们所无法比拟的。
如今，有的教师一上讲台，有些像做大报告，照脚本宣读，学生听听也就罢了。个别教师对教材尚未心领神会,讲起来当然就干巴巴了。说实话做老师的如果不下苦功，不花点力气去研究、熟悉课文，怎么教得好学生呢？我真佩服我们前辈的老师们，他们在十年寒窗中下了多大的苦功啊!
也许我调查得不够全面，有些语文老师不识繁体字，不辨平仄声，不知韵脚，一教韵文，但解文字，不知音节。个别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也还存在这些现象，中小学语文老师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文字，有形、有义、有声，是世界上特殊而俊秀的一种文字，做老师的应该理解它。
我是理工科教师，不少日本的大学教师到中国来进修时带了汉诗，这些汉诗当然都是与建筑有关的，他们请教于我，如果我一无所知，怎么办呢？“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倘能边教边学，还算是好的，最怕的是说一声：“嗨，这是些老东西，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淘汰的东西，不现代化了，过时了。”把祖国的文化拒之于门外。
中国的文章重“气”，这是与书画、建筑、园林、戏剧、医学等一样的，要更重“气”。因此文章要朗诵，要背，得其气势。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作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可说全不是从语法学习中得到高水平的创作而成名的。语法不是不要学，学是为了检查自己的文章造句，合乎语法规律否，但不能靠语法来写文章。不是我今天讲句很不礼貌的话，很多语法老师语法是专家，可是写起文章来，也许不能令人满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恕我难言了，明理人自然知之。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白话文不等于白话，口语代替不了文章，学语法不是学作文的唯一方法，熟读《描写辞典》，写出来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的，工具书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书籍。读书没有捷径，最愚蠢的方法却带来最聪明的结果，事物就是这样在转化。
陈从周先生画作
我是文科出身，自学改了行，做了三十多年建筑系教师。在中学教过语文、史地、图画、生物等，在大专学校教过美术史、教育史、美学、诗选等。在建筑系我教过建筑设计初步、图画、营造法、造园学、建筑史、园林理论等，并且还涉及考古、版本、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可算是个杂家了。
解放前，我是为生活所迫，有课就得教，要教就得准备，不然如何面对学生？辛苦当然是辛苦的，然而这又迫使人拼命干，尤其对青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现在有些青年教师要开一堂新课，什么先进修、参观啦，花样太多了。温床培养不出鲜花，游击战士有时比正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更善于作战，艰苦的环境能锻炼出人才。多方面的知识，是会有助于专业学术水平提高的。
最后，我得申明：上述谬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落后的，或不明现状的痴语而已，请读者原谅。我是面对现在青年人语文水平不够理想而发出的呼吁，并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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